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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文件中曾用过一个说法：非洲部落一位老人去世，等于带走一座图书馆。今天，历史学家们借助对非洲口头传统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了口头历史的系统研究方法。神话、传说、口头谱牒等大量的口头文类，被纳入历史学的理解框架内，以重新建构那些无文字社会的历史。13世纪上中叶成书的《蒙古秘史》，也是用文字记录口述史的早期典范和样板。对成吉思汗家族祖上功业的追溯，对成吉思汗本人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褒扬，都是在口耳之间代代传颂的，直到各氏族部落的耆老们在旷日持久的集会期间断断续续讲述后，经由文书记录下来，才让我们今天有机会看到口头历史叙事的大概样貌。

　　《蒙古秘史》和《江格尔》《格斯尔》并称蒙古文学的“三大高峰”。其中《蒙古秘史》乃是“得自口头”的，“江格尔”和“格斯尔”都是活态演述的口头史诗，所以在行文中给这两部史诗加上书名号其实并不妥当。蒙古人创用文字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文人作家也是“代有才人出”，但文学高峰仍由口头文学占据着，说明口头文学不可轻视。

　　蒙古文学传统中口头文学影响大大超过书面文学的情况，在不少文学传统中都可以见到，这是因为经由口头演述而形成的文本在重要性上并不落下风。它们凭借其思想力量成为人类文明的经典，至今具有巨大影响力和生命力，比如《圣经》和《论语》。诚然，许多口头文本能流传至今要拜文字之功，但它们形成于口头传统，传播于口头社会，进而通过书写获得第二生命的历程，仍令人遐想不已。

　　总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总体而言，是语言信息总量大大超过了书写，书写大大超过了印刷，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尚难于估量。口头传统的存续极大地依赖于各民族语言的活力。自2000年以来，世界各国每年都庆祝国际母语日(2月21日)，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联合国认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最有力的工具。但每两个星期就有一门语言消失，并带走与之关联的文化和知识遗产。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

　　就亚洲范围而言，我们知道有不少亚洲国家和民族的生活仍然贴近传统模式，有不少地区依然有言无文，口头传统在承载其历史文化、传递其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方面，仍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中，我们不难发现，亚洲范围就存在着诸多跨境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口头传统密切相关。

　　在大力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今天，不仅要注重书面文化，还应注重民间口头文化，这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