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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罗尔丘地的单元中，展示着几何纹金杯、公牛纹金杯等金银器，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比如展出的1号杯中的凸字纹(阶梯纹)，是中亚早期文明中十分常见的纹饰，而4号杯上的胡须公牛形象，显然来自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们隶属于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的一个定居型文明——阿姆河文明。

　　考古发现的证据显示，该文明区域范围以阿姆河流域为中心，包含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东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900年。与西部的伊朗高原早期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其南部的印度流域文明有着密切关联。

　　在第二个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的单元，观众则会感受到浓郁的“希腊风”。该遗址曾被认为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之后，于公元前4世纪末建立的。但据新近的相关研究，应该为塞琉古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安条克一世在公元前280年开始大规模营建的，并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的统治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直至约公元前145年游牧人的入侵而导致毁灭。

　　遗址内发现的大量钱币、石器、青铜、神像和人像等，均打上了深深的希腊化的烙印。展出的科林斯式柱头、半球形日晷等都体现着当时的希腊风格。

　　看点2

　　串起张骞和玄奘的足迹

　　该展第三个单元为蒂拉丘地的黄金宝藏，时间线在月氏人入侵至贵霜王朝建立之前。

　　提起月氏人，中国观众并不陌生，据《史记》《汉书》记载，本居住于敦煌和祁连山之间的月氏人，被匈奴人打败后，一路向西迁徙，征服了“大夏”，通常认为“大夏”就是希腊人后裔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公元前129年，张骞到访了月氏人建立的“大夏”，就此打开了双方的商业通道。

　　1978年，由前苏联和阿富汗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此地发掘了6座竖穴土坑墓(1男5女)，出土了超过2万件金、银、铜、象牙、宝石等各种材质制作精美的文物。这批数量惊人的宝藏，将多种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了独特的跨文化特征，是丝绸之路上迄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据介绍，墓中出土的安息银币、罗马金币、希腊神灵、中国西汉铜镜与丝绸、叙利亚或埃及的玻璃器、印度象牙雕件以及草原风格黄金饰品等，证明了公元前后的阿富汗作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国际性、创造性和多样性。

　　杜鹏飞告诉记者，中国古代有很好的文献记载传统，传世文献多，但出土的东西毕竟有限，需要更多考古发现来印证，这些珍宝就是很好的佐证。

　　展览第四个单元是贝格拉姆古城遗址的珍宝展示，来自贵霜王朝的鼎盛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得到了空前发展，并且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巧合的是，公元644年，唐僧玄奘曾路经此地，《大唐西域记》记载的“迦毕试”便是这里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DAFA)开始调查和发掘贝格拉姆古城遗址。1937年和1939年的两次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约2000件珍贵文物。有希腊罗马风格的青铜铸像和石膏浮雕、印度的象牙雕件、叙利亚的玻璃、埃及的银器和石制器皿等——甚至，还有9件中国汉代的漆器。

　　贝格拉姆古城遗址与意大利庞贝古城几乎同时发掘，成了当时世界考古学和艺术史学界的盛事。不过遗憾的是，该遗址已经毁于20世纪晚期的战争年代。展览中，彩绘高足杯、塞拉比斯-赫拉克勒斯铜像等还在诉说着这批文物的沧桑。

　　看点3

　　“黄金之丘”隐藏的中国元素

　　为了这次在清华的展出，策展人谈晟广春节期间都在加班，重新梳理了每件展品的每个词条，对每件展品的文化含义做了阐述，用700多张图将这些珍宝与其他文化的关联做了对比，并着重突出了中国元素。

　　在展览第三单元，“黄金之丘”蒂拉丘地的黄金宝藏中，就隐藏着诸多中国元素。比如一对用于拴系短剑的带扣，扣身均饰有豹纹，豹首和前爪清晰可见，腹部以下不见，变化成了抽象的卷曲纹饰。这与西汉漆器、铜镜等器物上常见的纹饰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