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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东升：这些年我国企业“走出去”非常迅速，但是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实现国际化，缺乏国际化合作经营的经验。比如，是否熟悉外国的法律，经营过程中是否生态环保优先。人才，尤其是综合性的人才也普遍面临短缺，比如一些偏远发展中国家的小语种人才。这是客观现实，急不得，只能逐渐积累经验。

　　在融资方面，渠道相对单一，还没有实现多元化融资。以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为主，而且模式也相对单一，多以贷款这种间接融资的形式，债券、股权等直接融资不够多。国外资本参与得不够，这一定程度上把风险集中到我们身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大发展，应该吸纳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参与进来。

　　借鉴改革开放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在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环境复杂，会面临很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如何有效规避风险对于共建“一带一路”非常关键。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翟东升：在投资“一带一路”时，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投资项目要仔细筛选，当然首先要有充分的信息。因此，我们要求中国驻外使馆、专业化机构要进行风险评估，减少企业投资的盲目性，提前向企业预警。

　　中国新闻周刊：建设“一带一路”共建的境外合作产业园区，是促进中国与共建国家经济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2018年上半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建境外经贸合作区82家，新增投资25.9亿美元，占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新增总投资的87%。你对这种模式如何评价？

　　翟东升：在境外建设产业园，实际上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建立各类经济、科技产业园区的经验，也就是筑巢引凤。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园区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很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较差，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很像，国家无法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只能在某一特定区域，进行“聚宝式”建设。

　　这也有利于产业集聚，形成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使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因此，这种模式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欢迎，对中国企业自身对外投资也非常有利，单打独斗风险更大。

　　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受限于一些国家的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园区内部的医院、商场、学校，甚至道路都是园区企业来建，几乎回到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从长远来看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负担，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因此，中国通过和园区所在国政府沟通，提出我们的关切，要求对方承担起他们应该负担的部分。我国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外资金时，可以要求用于园区配套项目，更有针对性。

　　中国新闻周刊：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词是绿色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落实绿色发展的理念，打造绿色“一带一路”？

　　翟东升：中国在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初，就明确要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在实践过程中，中国政府部门也是这样要求企业。一方面要求企业在生产和施工的过程中要注重生态修复和环保减排；另一方面，也投资了很多环保产业，包括新能源的建设，比如风电，光伏发电、核电、太阳能发电等。还有对外输出中国先进的生态治理技术，比如荒漠化治理，污水处理等，中国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也要承认，目前的对外投资中仍有传统产业。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制定“走出去”产业目录，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不仅在中国不允许建设，也不允许它们转移，对企业形成一定约束。还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的作用，推行行业自律和内部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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