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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博睿学术出版社推出“当代中国研究出版计划”，策划“博睿中国人文书丛”和“思想，历史和近代中国”两大书系，布局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2008年签下《中国思想史》英文版的出版。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出版品质，同行评审、质量监督贯穿译介过程。其间，葛兆光与两位译者反复沟通，有的章节反复讨论40多个回合。《中国思想史》中文本有1300页，为了适应英文读者，做了大量的删减，最终删至660页。历经八年打磨，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中国思想史》不仅上架欧美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和重要图书馆，还被美国Choice杂志评为2014年度最优秀学术图书奖，赢得了海外口碑。

　　“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两位译者，他们在8年里面花了太多的心血，我们从不认识到现在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在英文版里面，作者是次要的，翻译者是主要的。”葛兆光说。《中国思想史》预设的读者不是入门者，而是具备一定学术基础的人，因此写作时引用了繁复史料，有大量复杂的论述，转码成英文版的难度和辛苦可想而知。

　　葛兆光直言，在其著作翻译中曾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中国思想史》的翻译，早在2000年就有人找过，但译稿看得人一头雾水，还有译者在翻译其另一本著作时居然在百度上拷贝一段东西放在里面，令人哭笑不得，“找到合适的翻译者，是最重要的事情”。

　　《革命与形式》作者陈建华教授也认同，找对翻译者是“需要运气”的。“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从法语、德语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但是对于中文来说，确实需要有一个阶段的认知与转化。这个过程中的确存在文化语境之间的某些障碍，需要加以打通。”陈建华说。

　　对跨语境的学术译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英文版执行主编吴冠军感触深刻：“我对社会科学类的翻译不怎么焦虑，但文史哲的翻译可谓‘苦不堪言’。针对不同读者群，我们甚至可以说译后作是一部新的作品。这不是语言之间的切换，而是两种不同话语构形之间的深度碰撞。所以说，永远不会有最好的翻译，只能在这种不可能里面，去创造一种可能。”

　　吴冠军感到迫切：“一大批杰出的中国学者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但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这个偏见必须要改变。其实从大的角度来看，西方思想呈现越来越同质化的现象，而中国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带去学术的‘负熵’。”有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中国学术才能真正在国际学界占据一席之地。

　　3、走得远——精加工才能有生命力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记得，自己曾拒绝了一家国内出版社的外译申请项目。“当时我得知，他们是采取招标方式选译者，在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译者的学术素养、对著作的了解程度都难以得到保证。”他选择“宁肯不出”，并直言如果没有专业的操作、不能按照海外学术著作的规范流程来规划出版以及后续落地，译本的内容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陈引驰讲起自己两次不愉快的外译评审经历。一方面是从选书来讲，有些是“贩卖型”的学术，里面引证丰富，但是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质地，缺乏对话性或者原创性，这样的书翻译出去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是翻译的质量问题非常严重，单看注释的翻译是不是“对头”就能看出来。因而，需要非常审慎地选择，选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合格的翻译者。

　　葛剑雄还提出，“扩大中国故事影响力”的需要和“显示学术水平”的需要应该分开来，“学术水平高，不等于发行量大，应当有所区别，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把经费花对地方，让作者和译者的精力放在真正需要的地方。而最合适译介的，不一定是作者自己认为学术水平最高的著作，针对不同的需求，要做不同的翻译工作。”

　　复旦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严峰认为，高水平的原创性学术著作是版权输出的重要前提，国家的支持是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有力保障，优质的翻译则是人文学术著作成功“走出去”的关键。“我们要走出去，不是我们想做什么书就做，而应考虑到国外读者的实际需求，他们想了解中国什么，我们要跟他们沟通，而不是想当然地去选书翻译；其次就是找什么样的人翻译，也是一个很紧要的问题。我的体会是要真正懂这个书的人才能译好。”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