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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诉人表示，这些被告人凭借影响力以及在之前多次非法聚集中的“突出表现”，或全程策划煽动，或在关键节点推波助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导致聚集规模迅速发展，现场行为不断升级。

　　当庭播放的视频直观展示了在江苏镇江一案中，各被告人担任的不同角色：有人负责现场指挥，有人现场煽动喊话，有人策划人员聚集、地点转移，有人负责对外联络、购买物资，有人组织列队、喊口号等。

　　“时间要坚持三到五天，人数要达到3000人以上，而且不准备与镇江政府对接，要求更高一级领导重视。”这是证据所显示的白俊国等人在现场“碰头会”上定下的“方案”。

　　证据显示，2018年6月21日下午，白俊国带领人员外出上厕所，返回时被隔离在外，无法返回人工湖北岸广场。经商定，白俊国带领人员转移至人工湖南岸。此时，牛伟浩提出“动静结合”的策略：人少时采取静坐方式拖延时间，等待人员规模扩大后，再采取“动静大的方式”向政府施压。

　　为应对政府工作人员劝导疏解，牛伟浩还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个，可以跳湖；第二个，往公路上跑；第三个，就地解散，第二天再集结。

　　明确的组织和分工，同样出现在山东平度的非法聚集中。钟世峰供述，各地的活跃分子召集带领人员来了以后，就在现场碰头商议聚集的时间、地点、活动，以及确定与政府谈判的人员及内容。

　　“根据以往的经历，事件地的当地战友任‘指挥’。”王绪章也供述，“指挥”再从到场的各地活跃分子中喊出一些人开“碰头会”。

　　当庭出示的被告人供述显示，除了“声援”，借机扩大自身影响力，向政府索要钱财作为返程、息事宁人的条件，是这些非法聚集人员的普遍心理。

　　“很多人都是借着这个名义来捡‘炮壳’(便宜)的，因为之前的聚集事件中，都从当地政府领到了钱，多的2500元、少的1500元。他们认为，镇江经济发达，应该给的更多。”高建辉供述。

　　据了解，这两起案件不是个例。2018年以来，多地接连发生打着“退役军人”旗号非法聚集事件，并呈现出有组织、成规模、暴力化等特点，严重扰乱当地党政部门工作、正常社会秩序和百姓生产生活。此外，还出现了多起极少数人员以祭扫、纪念为名行免费旅游之实，拒付高速过路费、景区门票费等滋事扰序事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本色渐褪私欲膨胀 恃“功”自视“法外之人”

　　无论是在庭审现场，还是在供述和自书材料中，两起案件的被告人都进行了深刻反思，剖析自己的心路历程。

　　正如于有峰所言：“我不断深深地检讨自己、审视自己。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在镇江充当现场“指挥”的白俊国，1989年入伍，1992年退役，安置到河南巩义一家地毯厂工作，后来到邮电局工作。2001年，他因企业改制下岗后，一直打零工谋生。

　　2017年之前，白俊国都没有参加过非法上访。当年5月，他加入一些相关群体的微信群，并参加了一次非法上访，得到了5000元现金。

　　“当时思想起了很大变化，逐渐脱离最初的安置诉求，往金钱、利益上看得比较重。”白俊国供述。

　　此后，他开始打着“退役军人”旗号以访牟利、以访为业，自封“全国退役军人秘书”，串联各地人员非法聚集，以过生日、集体签名等名义召集“搞活动”，向各地政府施加压力，一两年内先后索要钱财共计43万多元。

　　“钱来得太容易了。只要想要钱了，就找个名义在微信群里号召大家聚集。”白俊国说，“有几个地方政府为了不让我搞聚集，一次给我5万元，给了3次。”

　　证据显示，从镇江被劝离后，白俊国觉得“不能白来”。不久后，他重返镇江，谎称丢了现金和手机，要挟政府工作人员给了他2万元“路费”。他还买了一台6500元的手机，胁迫政府工作人员为其付款。

　　同为镇江现场“指挥”的高建辉，2018年4月加入一些相关群体的微信群后，对照各种信息盲目攀比，心理逐渐失衡。

　　“突然觉得我可以肆意妄为，想找哪儿就找哪儿，因为我拿着退役军人的身份。”高建辉供述，他开始参加上访活动，在河南漯河非法聚集事件中充当“指挥”，并凭借这一“资历”在镇江接任现场“指挥”。他还将微信名改为镇江事件指挥，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为何要屡屡挑头闹事？高建辉有着自己的目的，“如果你个人闹得比较厉害，很可能就优先给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