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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时年21岁的马永泉就干过村支书，后来离任办企业，在外边干得风生水起。拗不过对家乡的感情，马永泉回了村，架桥、修路，事干了不少。

　　“大部分村民很支持，但还是有少数村民有意见，风言风语不断。”马永泉意识到，凝聚人心，既要靠做实事，也要转变村民观念，“正好市里推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给我指出了一条好路子。”

　　马永泉把全村分为4个片区，安排专人及时采集信息，每月讨论公示。一段时间过后，一些原本对村两委有意见的村民，开始变得不一样。

　　一位多年不配合村里工作的村民，主动找到马永泉，要求给自己派活、参与村里事务。细问之下，马永泉才知道，这位村民被正上小学的孙子“批”了一顿：“你的信用分那么少，我出去都不好跟人提，你得多挣分。”

　　今年植树节，市直部门要在甲夼马家村的荒山上搞绿化。头一天运来300棵树苗，准备植树节当天集体来栽种。马永泉却发现，市直部门的人还没来，树就全部栽完了。原来，村民见有活干，不等招呼就上了阵。

　　人心齐，泰山移。甲夼马家村，如今又成了荣成市的一面旗帜。

　　“信用体系建设搞得好的村居，自身条件未必优越，但村民的精神面貌确实不一样，干事创业的劲头不一样。”荣成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起帅说。

　　在王连街道，东岛刘家村最早推行信用体系建设，变化也最大。

　　以前冬季下雪，各家自扫门前雪。现在再赶上下雪，家家户户出人清扫，一路扫到别的村口。村里的生产便道年年要维修，过去一天60元也没人干。现在有机械的出机械，有力气的出力气，5天时间全部修完，村集体不花一分钱。

　　为了保障农业用水，村里计划从水库引水，起初打算埋水管，预算近两万元。80岁的老支书刘朋德提出，有条老沟渠，收拾一下就能用。村民把淤塞多年的沟渠清理出来，为村里省下了这笔钱。

　　“盘算着占村集体便宜的少了，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出工出力的多了。”刘俊军说，仅2018年，村民义务参与环境整治、修补山路等，节省费用10余万元。

　　思善治

　　“没有半途而废，而是一直坚持不懈。实践证明，凡是做了的，而且坚持下来的普遍有效果”

　　“100个村退出保洁员。”今年的荣成市农村工作会议上，这条消息引发热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正是要紧的时候，没有保洁员怎么办？更何况，荣成市还提出，退出保洁员的村居，环境卫生状况要比有保洁员时更好。

　　“这些村居都是通过合理使用信用分，激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荣成市委副书记王洪晓说，财政拨付的保洁费用并不压减，只是由保洁员工资转为各村居的信用基金，用来奖励参与村居事务多、信用分高的村民。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效果，也是很多基层干部群众没有想到的。工作开展之初，不少人觉得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很难搞下去。

　　王洪晓并不觉得奇怪。荣成市早在2015年就启动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但直到2018年才开始有了大的成效。

　　“之前打不开局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全市信用体系建设平均用力，二是农村有特殊性。”王洪晓坦言，“荣成没有半途而废，而是一直坚持不懈。实践证明，凡是做了的，而且坚持下来的普遍有效果。”

　　有来参观学习的人提出：对很多农村居民而言，只要没有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即便信用分扣光了又如何？

　　黄春晖也思考过。此前，荣成市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碰到过一些难题。有经济活动的个人或企业，形成信用评价并不难，但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村居民，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并没有那么频繁。

　　“乡村治理虽然有村规民约，但落实起来难度比较大。比如乱倒垃圾罚50元，谁去收、怎么收都是个问题。”黄春晖说，信用手段融入乡村治理，要与村规民约相结合，关键是要细化、量化，“现在先扣你的信用分，执行起来简便，信用分的增减又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

　　为让信用分更有含金量，荣成市22个镇街设立镇级信用基金293.8万元，868个村居设立村级信用基金986.8万元。2018年以来，809个村居使用村级基金788.4万元，累计受益群众达11.3万人次。

　　在制度设计上，信用管理也不是一刀切。农村居民有扣分项，村居一般是先发提示书，及时整改了就不扣分。与此同时，荣成市设计了“信用修复”机制，明确规定一系列加分标准。比如参加志愿服务及各类公益活动时间年度内累计60小时至300小时，都可加相应的分值。

　　在王洪晓看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生命力，还在于制度的不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