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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终关怀并不是简单的打针、吃药，是由多学科团队为患者和家属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需要的是团队的合作。”舒缓治疗与临终关怀专业管理委员会主任杨爱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些年，在关怀病房里，除了有专业的医生护士照料患者，医院还同时配备了药剂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此外，还有社工等社会力量定期到医院提供志愿服务，为的就是能够尽量减少患者和家属的心理负担，对抗死亡带来的恐惧与压抑。

病房的走廊里专门设计了温馨的照片墙。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医护人员：送走病人的过程也是学习

　　在临终关怀病房里，患者不会像普通病房患者一样康复出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医生和护士注定没有办法收获到治愈病人的成就感。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送走病人的过程也是在学习。

　　“住到这里的病人有着不同的身份、经历，有些老人经常会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和我们聊天、讲故事，很有意思。”

　　毛春梅告诉记者，这些年，她最大的感触是发现每个老人都不一般，他们都有着丰富的阅历，而她自己也从患者身上汲取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有时，家属在病人去世后很久后还会回到医院，和所有医护人员说声‘谢谢’，虽然没能治愈老人，但能够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提供一些帮助和慰藉，是非常有意义的。”

　　毛春梅说，因为看过了太多离别，她和同事们这些年也慢慢开始思考人生，一个人该如何生活，如何珍惜当下。

关怀病房里的每一间病房都用一种花卉来命名。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临终关怀服务仍面临发展困境

　　从生到死，是所有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如何让每个人有尊严地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5亿，占总人口的18%，还有4000万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老年医疗机构、康复机构、护理机构、安宁疗护(临终关怀)机构数量严重不足。

　　“2016年我们自己曾做过一个初步调研，北京市每年需要临终关怀的人口数超过了10万，而现有的床位资源等，距离这一需求还有相当大差距。”杨爱民告诉记者。

　　一方面是巨大的需求缺口，另一方面则是医疗机构自身开展临终关怀也面临制约与困难。

　　如今，北京公立医院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收费标准，仍然按照北京市的床位费标准。但事实上，临终关怀还要提供一系列人性化服务，这些并不在收费范围内，因此在现有机制下，都是由医院无偿提供。

　　“患者进入私立医疗机构，要自己担负全部开支，但若想进入公立医院，又面临着床位紧张的难题。”杨爱民说。

　　而从专业团队建设看，国内的临终关怀也在刚刚起步阶段。

　　在中国老年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副会长陈峥看来，目前国内临终关怀医疗服务仍没有完全形成统一标准，各个医疗机构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推行标准化、正规化，是未来的工作重点。

　　“在一些发达国家，临终关怀已经成为一个专业，有专门的临终关怀医师，我们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要追赶。”陈峥说。

北京老年医院关怀病房。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忌讳谈“死”的观念正在改变

　　现实的迫切需求，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

　　2017年10月，第一批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在北京市海淀区等5个市(区)启动。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又印发《通知》，明确在上海市和北京市西城区等71个市(区)启动第二批试点。

　　这其中，完善标准规范，制定出台安宁疗护进入的指导标准，明确安宁疗护用药指导、专家共识等都被列为重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