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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着手机，每天在村里绕上几个来回，拍下十几张触动他的片段。这些素材被他挨个儿塞进了硬盘，近百个文件夹几乎囊括了西三村所有的琐碎。

　　不少历史照片是从村民手里找来的，这其中有六七十岁的父辈，也有20多岁的青年。刘声和他们一起“混”了两年，跟农民工称兄道弟，和村里的老头蹲在路边分享一支烟。

　　因为租金低廉，一些艺术家渐渐聚集在西三村，刘声跟着他们开设了一个叫做“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公众号，拍视频记录村里的低保户、外来务工者等不同群体在西三村的日常。他们希望这个项目里，村民能更多参与，“去学着自我发声”。

着火的船桨。受访者供图

　　画里的一些故事也是从走访中听来的。新中国成立前，土匪常来打劫，村民们合伙向南浦乡公所交粮求庇护，才有了西三村。这里没祠堂，村民就把自己形容为“水流柴”，意思是漂流在水上的烂柴，漂到哪儿算哪儿。

　　“‘水流柴’是指在江上漂流的柴没人要了，听起来挺沉重。”读书时语文不及格的他一夜没睡着，头一回有了写诗的冲动。

　　“……秋晚/狂风卷走彩霞/你屹立在轻舟/我颤抖地挽着你的臂弯/你用胸膛将我淹没/肌肤悄悄地枯萎/奔向河流的尘土啊/披着暮色的盛装/在墨黑的水面上/灰飞烟灭”

　　其实，刘声也是“水流柴”中的一个“捞佬”(广东人称外省人叫“捞佬”——记者注)，他从来不曾位于人群中央。

　　他出生在广东农村，在村里读了3年小学后，跟着父母进城。只有放假回到农村时，他才觉得放松下来，用他的话讲，“人一直比较自卑”。

　　乡下人找活路，读书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文化课不过关的刘声，找到了绘画这条出路。后来，他的画经常拿奖，考美院时，还得了满分。

　　那个年代，干艺术看不清未来，他跟着大部队跑去广告公司就职。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被下海的氛围席卷，刘声也被搅动了，他一心想当大老板，“赚大钱”。

　　他做设计、搞装修、开材料批发店、办家具厂，从广东跑到了北京、上海、浙江，一晃20年过去，“基本上全程失败”；他报名一期工商管理的课程，结果发现自己没天赋，妻子也说，他是“烂泥糊不上墙的那种”。

　　唯一的收获是跟着“小人物”体验过生活。做船木家具厂时，他们把旧木船上的木材打磨成家具，大船木两人才搬得动，把钉子起出来至少得两个人花上一整天，为此，他招过两批“很壮的人”。

　　那时候的刘声“有老板的派头”，他打麻将、唱卡拉OK，也做按摩、蒸桑拿，有时候娱乐完了回厂里，看见光着膀子，豆大的汗珠一颗颗从额头淌到胸口的民工，他一度内疚得说不出话来。

　　在他的画里，最为人熟知的还数那些画在纸板上的人：从江西来广东做木工，因为被嘲笑为外省人经常和人“干仗”的“疯雷”；从肇庆乡下到佛山南海搞装修闯荡的“肥佬”；放着正式的工人不当转型开起理发店，把店面扩大10倍又最终卖掉的“华哥”。

　　之所以紧盯着小人物，是因为刘声觉得自己和画笔下的人“其实都一样”：不是精英分子，没有坚实的保障，背井离乡，在新的城市没着落、没关系，就靠着自己一步步往上爬。”

　　他说，这些人什么都尝试过，可没选择的自由，很难随意转换行业，还是停留在讨生存的层面。“生活在上升和回落间不断徘徊，大多数人迈入了稳定，但真正逆袭的少之又少。”

　　“阶层是个框，绕着框的是层层缠绕的线，社会资源一层，家庭背景一层，个人天赋一层，要立足，要解决子女教育，也要尽孝……这些线交错在一起，凭一己之力很难挣脱。”他说，“转来转去，我们都跑不出这个框。”

　　这个画家感叹，“这些年来，焦虑、浮躁与欲望交织在一起，感觉自己就像一粒浮尘，找不到内心落脚的地方。”

　　他满脑子想的，还是那些城市边缘的魔幻画面：倒闭的工厂把财神连同贡品一起打包放在了堆满垃圾的江边；疍家的渔民每天在水里打捞，收获的却是些特殊的物品，比如一个堆满盆栽的沙发；珠江防洪堤两边的厂房大部分做藤业加工，走在路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