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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认识的博士生中，有人到高校当老师、有人到企业工作、有人到中学当老师。马臻认为，这些情况都理所当然：“形势就是这样的，高校没有那么多职位，而且高校‘青椒’比较苦。如果特别喜欢做学术的话，可以留在高校；如果想挣钱的话，那就可以进企业。”

　　马臻认为，不同大学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泛泛谈论“博士生就业情况”过于笼统。他说：“有的高校，学科博士点膨胀，人比较多、科研基础又不是很好，那么（博士毕业生）可能就有些不受待见了。”

　　通过观察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找工作的情况，马臻发现，硕士生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实习，博士生找工作反而更简单，只需投递简历、再花少量时间面试即可。

　　在一些招聘者眼中，博士学位本身就有足够的分量。马臻的一个博士生找工作时，对方表现得非常信任这名学生：“能读下博士学位的至少不傻，有专业能力。”

　　马臻认为：“机会永远是属于强者的。”

　　学术圈外，博士何为？

　　早在2011年，《自然》杂志就曾连发3篇文章，矛头直指博士过度生产现象。其中一篇文章认为：博士规模之所以迅速扩张，是受科研项目需求的驱动，而没有充分考虑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容量。

　　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招生规模连年扩大，去年9.55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人数再创新高。博士帽多了，甚至一些并不指向学术生产的工作岗位也明确要求博士学历。近年，有些高校招聘辅导员时要求应聘者有博士学历，而在以往，这个岗位上主要是本科或硕士毕业生。

　　1979年，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描述了“文凭通货膨胀”的现象，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

　　但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卿石松提到几个数据：企业是我国研发经费支出最多的部门，2017年各类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总量的77.6%，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还不到1%。另外，中国的高校里，除了研究型大学，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比其实并不高。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仅占24.4%。

　　卿石松认为，就传统的博士“生产”目标——培养学术接班人——来说，博士数量可能过多，但中国高校依然有较大的需求空间；如果换个角度看，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级人才，要推动科技和产业革命，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高层次人才，当然越多越好”。他认为：如果将企业的需求考虑在内，目前的博士人才仍然不足。

　　在高等教育更为发达的美国，未来的轮廓初现：今年3月，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报告称，在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就业的博士毕业生占比（42%）首次接近教育机构（43%）。这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

　　张恬在读博之前，就是奔着工业界去的。

　　面对几份offer，她没有太多犹豫便选定了这所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州立大学。在业界“大牛”手下工作了3年，张恬通过学校和学院组织的讲座开始接触业界。

　　张恬同门的博士师兄师姐，大部分都到工业界工作，也有人到美国联邦政府做与企业相关的科研工作。

　　今年暑期，张恬申请到波士顿一家公司的实习岗位。她原以为，公司里的研发工作相对简单，博士期间多学的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她开始工作后就发现，这家公司在研发很多新产品，她面临着许多未知。

　　跟张恬读博时做的课题相比，公司里的课题难度不大，但也有些挑战。在这里，她的研究能在较短时间内就看到答案，“正反馈来得很快”，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活儿没白干”。相比之下，读博时的研究就像一个人在广阔的沙漠里踽踽独行，不知还有多久才能看到绿洲，更不知道，前方究竟有没有绿洲。

　　“在学校里做实验，需要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试错。”张恬说。而在公司里做研究，容错率比较低。

　　卿石松作调研时，有企业主向他抱怨：有的博士毕业生来到企业工作后，仍然延续学术研究的思路，但企业更看重研究的效益和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