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健康报移动版

　　应当说，这一套“加薪”方案看起来有些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之类的金额汇总式方案，而是加入了当时恶性通货膨胀之下特有的物价指数体系，且以抗战之前的物价水平为基准，用“浮动倍率”方式经过测算方才得出的。方案中所谓“月薪六百元之教授，可得830000+600X5500=4180000元，余可类推”，乃是指战前月薪为六百元银圆，或月薪为六百元法币（法币未贬值前，法币与银圆1：1等值兑换）的北大教授，通过这套方案测算，至1947年时应当将月薪提升至四百余万元法币，方才有可能与战前的薪酬实际购买力基本持平。

　　事实上，北大教授们这种心急火燎的“加薪”呼声，以及当时这种人人自危、人心惶惶的时局，从《世界日报》这些报道所在版面上，每天都开辟的“经济天地”栏目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当时的美元对法币汇率为1：44000，这还是有利可图的收购价，售出则为1：45400。而战前发行的任何种类的银圆，此时都是“硬通货”，一块银圆就可以兑换法币21200元。其余的食品物资，如面粉、大米、猪肉、油、白糖等，以及生活必需的煤块价格也每天都有变化，足见当时物资匮乏与货币贬值之巨。

　　按照北大教授们的核算办法，每月底薪为六百元（以战前银圆或未贬值法币计价）的教授，在1947年9月应得月薪法币数额为4180000元。依此推算，北大教授们所要求的薪酬数额，战前与战后币值的比率约为1：7000；这一比值，比之《世界日报》上公布的银圆与法币兑换比率1：21200，还有相当差距，这二者之比值约为1：3。

　　换句话说，北大教授们的“加薪”方案所要求的核算方法并不过分，在保持实际购买力的前提下，他们愿意将战前币值的薪酬实值调低至三分之一即可，也算是与政府当局共赴国难、共克时艰了。此刻，他们急切地要求“加薪”，实在是生活所迫，逼于无奈之举；即使这一“加薪”方案顺利实现，且拿到手上的法币在一个月内也不贬值的话，他们实际上也蒙受着不小的经济损失，战前月薪六百元的教授，满打满算也不过拿到了战前币值二百元的月薪。

　　“浮动倍率”的加薪方案注定是一纸空文

　　此刻，国民党政府的金融体系已离崩盘不远，北大教授设计的“浮动倍率”再怎么精确，也无法赶得上货币贬值的速度了。即使当局于1947年9月底就采纳并批准了北大的“加薪”方案，并火速于10月就执行并实施这一方案，北大教授们也会再一次被物价指数惊得目瞪口呆，大呼上当。

　　就拿顾颉刚恰恰于北大“加薪”方案公布当天，1947年9月28日的一则日记来比照，就会知道“浮动倍率”的加薪方案注定也将是一纸空文了。这一天，顾在日记中写道：“理一次发，两万元矣，实四毛也。”此刻，理一次发的价格已为法币20000元，实为战前币值0.4元，二者比率已达1：50000！如此看来，递交当局的“加薪”方案，已毫无实际意义；如果照此实施，战前月薪六百元的北大教授，1947年10月“加薪”之后实得月薪币值顶多只有八十元左右了。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增发速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至今堪称“空前绝后”。当时，不光北大教授们对此难以想象，北大校长胡适也只能是竹篮打水白忙活；与此同时，全国民众都无一例外地全部卷入这场金融巨骗与疯狂劫难之中。

　　据载，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比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加了392倍，增加幅度已不小，但这还只是疯狂的开端。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0319亿元，与8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了2.6倍；1947年12月高达331885亿元，在1946年的基础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短短的8个月里增加了19倍，如此一来，“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于是当局孤注一掷，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

　　就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发行金圆券前10天，1948年8月9日，正在休假的向达又向胡适致信，再次表达了对北大教授们、师生们“吃饭”问题的严重关注，并在“浮动倍率”加薪办法已无现实可行性的前提下，提出应让曾经向学校贷款度日的教授们暂停还贷，并力争要每月发放三次薪水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