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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李达在扉页所写，“战士们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

　　1938年春，毛泽东在又一次打开《社会学大纲》，看到“在两种实在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时，要抓住能影响事物发展过程的枢纽一段”时，写下了这样一句批注：“西安事变时抓两党合作，七七事变后抓住游击战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新情况中，指导着我们的实践。

　　三、中国的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

　　理论研究虽不同于战场上的枪炮无情，却也同样需要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于生命。

　　写出《社会进化简史》的张伯简，为了革命早东暮西，一如流星，留下闪耀的光照亮世人，却也积劳成疾，早早殒世。

　　开辟先河的《社会学大纲》，让李达陷于险境，多次遭到反动派的威胁乃至伤害。

　　回顾历史长河，类似的理论宣传家们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倾尽所有，只为通俗易懂地将理论知识更多的普及普罗大众。

　　一路走来，社会主义的理论知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果，在一代又一代理论宣传工作者的努力下，早已积淀入普通中国人的政治常识深处，并深刻改变着现代中国人的历史观。

　　今日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这一切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头，正是一代代普通的共产党人90多年的长期奋斗，是理论宣传家们的研究与面向大众的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在这个关口，重温党的理论宣传初心，恰逢其时。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

　　从“人猿相揖别”到新时代的理论宣传，彰显的是理论学习的初心，是“为了人民”的使命。(文/雁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