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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下半年，杨家伟帮两个弟弟和表哥罗某某承揽了威信县扎西大道项目，工程造价1.89亿元。经初步计算，扎西大道项目的建设利润约为4000万元，按约定，杨家伟将获利1000万元左右；

　　2016年，杨家伟帮其弟介绍的某公司顺利中标威信县某项目，作为感谢，该公司安排其弟承建昭通市镇雄县某学校1600万元的场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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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余年间，杨家伟通过自己充当幕后老板、兄弟前台收钱的方式，伙同二弟、三弟获利数百万元。此外，他还精心研究“最安全”的收钱方式，并且制定了“三收三不收”的收钱“策略”——熟悉的人收，不熟悉的人不收；工程领域收，干部任用不收；点上收，面上不收，以期把风险降至最低。

　　2010年，杨家伟为彝良县房地产开发商卢某某的拆迁项目提供帮助，面对卢某某送给他150万元的感谢费，杨家伟心动不已却又心存顾忌，担心卢某某不可靠，表示以后再说。2013年初，卢某某又提出送其感谢费，杨家伟同意“找一个最安全的方式”来收受这150万元。2013年11月，冥思苦想后，他安排其弟找人“以借为名”收受了卢某某所送人民币150万元。

　　“我的贪腐之路自2009年至2018年，长达近10年时间，共收受贿赂300万元，违纪金额上千万元，看到这个数字，我不寒而栗。10年时间，组织一次又一次地信任我，而我则一次又一次欺骗组织，一次比一次更胆大、更贪婪，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谋私利，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杨家伟后悔万分。

　　终撞南墙——

　　他明知破纪破法，却不知止、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对抗组织审查。殊不知如此胆大妄为，注定没有回头路

　　“杨家伟的贪腐行为大多发生在十八大后，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违法的典型。”云南省纪委监委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8年后，杨家伟的贪婪无度、无所顾忌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2018年年初，明知组织已对其有关问题线索开始核查，杨家伟仍在春节前夕再次收受了个体老板铁某某5万元。连同2017年铁某某所送的10万元感谢费，杨家伟为这位远房亲戚提供帮助后，共收受了15万元贿赂。在他的思想里，已经丝毫没有党纪国法这根弦。

　　杨家伟的疯狂还不止如此。他一边肆无忌惮敛财，一边绞尽脑汁对抗组织审查。2018年初，在组织对其有关问题线索开展核查时，杨家伟担心扎西大道项目的问题暴露，急忙与其弟商定对抗组织审查的方案，企图隐瞒其占有干股的事实。

　　在省纪委初核组与他谈话时，他矢口否认在扎西大道项目上存在的问题，同时抛出其精心设计的“方案”。2018年5月、7月，杨家伟再次与其弟就扎西大道项目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

　　为规避风险，杨家伟可谓花样百出、机关算尽。比如，不如实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将自己实际出资购买的房产落户在其弟和其父名下，企图隐瞒个人财产等。

　　杨家伟在唱着“捞钱亲兄弟”这一发财“二人转”的同时，还自导自演了一出“赚钱表哥兵”，把主意打到了扶贫项目上。

　　2014年，时任威信县县长的杨家伟在未经可行性研究和集体决策的情况下，通过招商引进其表哥陈某某参股的某农牧公司，在威信县发展养牛产业。

　　2016年，杨家伟担任威信县委书记后，力主将养牛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该农牧公司以围标手段违规中标后，在杨家伟的助推下，威信县7个乡镇分别与该公司签订了牛源采购协议，以每头牛8997.5元(政府补贴6000元，贫困户支付2997.5元)的单价向该公司采购了2011头牛，实际共支付购牛款1781.2万元。

　　2016年底至杨家伟被采取留置措施前，在该农牧公司购买牛源的贫困群众陆续反映牛价高、难饲养、易死亡等问题，杨家伟简单向该农牧公司老板和县农业局负责人过问了有关情况，最后却不了了之。

　　经昭通市审计局审计，威信县围绕该农牧公司生产基地安排、设立了15个项目，将1715万元财政性资金(含政策性融资)直接补助给该农牧公司。该农牧公司使用虚报新建设施、虚开发票等手段在其中两个项目中骗取国家财政项目资金232.89万元。

　　贪一时，悔一世。笼罩着“年轻有为”光环的杨家伟，放弃了理想信念，放松了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彻底扭曲，无心于党的事业，无心于服务人民，把“私利”和“人情”放在第一位，沉迷于用权力换金钱的快感中，从官路走向了囚路，失去的不仅仅是幸福和名誉，还有最可宝贵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