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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6年“基本解决执行难”战役打响之后，通过3年攻坚，最高法院探索了一套规范执行工作的体制机制，制定了数十部执行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将执行权运行纳入规范运行的轨道，为强制执行立法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制度基础。尤其是一些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而采取的网络财产查控、网络司法拍卖、联合信用惩戒等制度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成熟的经验都需要在立法中加以固定。”刘保玉说。

　　代表委员呼吁立法

　　关于制定强制执行法的呼声可谓由来已久，一直也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重点。在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大会就收到了代表提出的3件关于制定强制执行法的议案。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再次呼吁加快立法步伐。

　　“只有制定一部完整的法律，通过制度设计将法院‘到处催债’转变为当事人‘主动上门’履行，有效落实刑法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最大限度地增加失信被执行人的违法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强制执行案件的增量。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一直关注民事执行立法的进展。在他看来，开展集中、专项行动只能取得一时之效，最根本、最长远的办法则是要从立法上来加以解决。巩富文在2018年曾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强制执行法的提案，并从五个方面设计了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框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随后的答复中表示将进一步深化执行理论和制度研究；进一步加强执行司法解释和执行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尽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的执行规范体系；积极配合立法机关，稳步推进强制执行立法。

　　贡献中国智慧方案

　　据悉，目前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基本框架，包括立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并从执行机构及人员、执行权的运行、执行保障体系、执行当事人的权利及其救济、执行监督等五个方面作出规定。从内容看，既包括程序法内容，也包括大量实体法内容；既包括民事审判的执行，也包括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其他民事纠纷解决程序结果的执行。

　　“这些规定，对于解决执行制度供给不足问题以及提升执行工作的规范化水平、执行效果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刘保玉说。

　　刘保玉还特别强调指出，解决我国的强制执行问题，还要结合目前的国情特点和需要，设计出符合国情需要并行之有效的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目前的草案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中国特有的问题需要用特殊及特有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具体举例说，比如，对于共有财产尤其是夫妻共有财产的执行问题，限购令情况下车辆、房屋的“借名登记”问题，实践中大量出现的“股权代持”问题以及对“小产权房”的执行问题，滥用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的惩戒问题，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或协助逃避执行的制裁问题等，都需要用域外立法所没有的新措施加以解决。

　　“在这些方面，草案还有进一步规范、细化的空间。这些问题解决好的话，就可以体现出中国特色。”刘保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