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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进入“公告回收目录”的垃圾，要么应属于国家或地方强制回收的废弃物，如有害垃圾或餐厨垃圾，要么属于国家要求企业履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废弃物，如电子废物、纸基复合包装，要么是基于市场机制，回收再生渠道和设施有相当可靠性的废弃物，如废纸板、废塑料瓶等。

　　对于目录之外的废弃物，如果市民不清楚是否属于可回收物，可在再生资源回收站进行现场确认，如果回收站不接收，即可投放到其他垃圾或干垃圾桶中。

　　“公告回收目录”一旦建立，就应定期更新，因为废弃物的可回收利用性质会随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发生改变。但无论它如何变化，名单是短还是长，让市民始终接收“一旦分出，就能很好利用”的正向信息，是保持他们分类习惯的一种很好的“长效机制”。

　　技术有力推动垃圾分类

　　新京报：在垃圾分类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能发挥什么作用？

　　楼紫阳：事实上，垃圾分类就两个事情：一是垃圾怎么让这些产生者按规定分好，在这一部分，如人工智能、摄像头等技术都大有可为；二是后端的机械化分拣，目前这方面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当然，还有根据新的技术发展而进一步改进的空间。诸如图像识别等技术，效果都是看得见的。

　　蒋建国：传统的机械分拣等手段不是新鲜事物，关键在人工和机械如何结合起来。

　　这里面涉及一个经济性原则。高科技的应用与前端的垃圾量有关，几个瓶子来让机械分拣，没有必要。当垃圾集中之后，一个区域、一个城市上万个瓶子，只通过人工分拣成本太高，这时候就可以通过技术进行自动识别、分拣、分门别类打包。

　　不论如何，垃圾分类一定要通过源头的人的配合。离开这个前提，后端再智能，也实现不了垃圾分类的效果。

　　毛达：首先要说明一点，就是在我们体验中，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的基本模式就是，坚持产生者、个人或家庭在源头进行分类，不管是细还是粗。

　　因为在源头分类，我们其实只需要转换意识，而意识转换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极小。真正要付出的代价，是信息沟通与教育这种系统性的工作。而这是我们必然要付出的。

　　一些新的科技，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如果说它的作用是让我们的教育更精准、更快速，我觉得大有可为。比如，目前有些软件可以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识别一些垃圾属于哪种类别。

　　另外一个技术作用于垃圾分类的方式，就是去匿名化。最近，北京垃圾分类“刷脸”开盖的新闻比较火，其就是一个去匿名化，甚至是走向实名制的一个过程。这些技术比较时髦，能吸引大家注意，本身就能起到一种教育宣传作用。

　　这一次我们是认真的

　　新京报：我们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垃圾分类工作，但效果一直不如预期。那么，这一轮垃圾分类，如何避免重蹈之前的困境？

　　毛达：说实话，我对这一轮的垃圾分类满怀期待。事实上，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里，明确提出要逐步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制度。这是个拟以制度化的方式来推动的事情，是整个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临时起意。

　　且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也把垃圾分类作为制度写进去，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做垃圾分类，不是说这是国际潮流，也不只是因为我们开始从理论上认识垃圾分类了。而是现实中，不分类混烧、混埋的社会代价有人在承担了，有人在关注了，也有了对垃圾进行分类的需求。

　　楼紫阳：我们之前推进的垃圾分类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主要是末端设施没有跟上。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是垃圾分类末端设施“补钙”时期。比如，修建填埋场、焚烧厂等，这解决的是安全处置、卫生处置问题。到现在，随着技术发展，我们基本解决了垃圾处理无害化的问题。

　　无害化后，我们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可以继续优化。垃圾分类是为优化服务的，重点是提高垃圾的附加值。而通过前端垃圾分类，到后端的有效处理，在生态系统的闭环中，实现垃圾减量目标，是垃圾处理的大趋势。

　　垃圾分类工作，不妨“小步快走”

　　新京报：在垃圾分类的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未来如何让居民在便利性与经济性中找到平衡呢？

　　蒋建国：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要在公众比较容易接受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分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