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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她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是大学生周居正。原来，由于渣滓洞关押人数众多，特务大部分赶去屠杀，留在白公馆的看守杨兴典在平日与革命者的接触中产生同情思想，打开了牢房，帮助他们越狱。

　　郭德贤赶紧给两个孩子穿上衣服，和周居正一人背一个孩子，悄悄下楼后，一刻不停地跑。一路上难民汹涌，郭德贤翻过几重山，一直逃到了近20公里外的白市驿地区。

　　血与火中，仅有35名革命志士在大屠杀中脱险，其中白公馆20人，渣滓洞15人。女性3人，男性32人。

　　在脱险志士联络处，逃出来的战友们抱头痛哭。大屠杀后第三天，重庆解放，脱险志士重返渣滓洞、白公馆，去帮助辨认遇难战友身份。“太惨了，没有全尸，有的只能看出有点像。”郭德贤说。

　　脱险的罗广斌走进牢房，撬起屋角那块木地板，将那面浸染着烈士鲜血的五星红旗紧紧攥在手中……

　　阳光下，他们不忘来时的路

　　歌乐巍峨，英雄不朽。新中国成立后，35名脱险志士始终铭记着走过的路，他们用70年的坚守传承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孙重和郭德贤几十年如一日义务到机关、学校、工厂等地讲述革命经历，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哪怕年事已高，他们也经常站着讲三四个小时，倔强地不肯坐下或休息。

　　脱险志士罗广斌、杨益言、傅伯雍则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化作了数十万字的党史资料。《红岩》《狱中斗争纪实》等书籍是他们为战友而书写。

　　还有更多的脱险志士怀揣着当年踏上革命道路的初心，踏上了建设新中国的新征程。他们遍布在重庆、云南、四川等祖国各地。

　　“我们要经常想一想红岩先烈，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领悟党的初心和使命。”在渣滓洞、白公馆参观的观众发出这样的感慨。

　　退休后，孙重发起创办“红岩英烈史料研究会”，组建红岩英烈亲属联谊会，在距离渣滓洞不远的歌乐山上，他买下一处院子，取名“红岩寨”，作为红岩英烈后代的活动点。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86岁的老伴陈洁说，在山上已住了16年，选这个地方就是老头子的意思，要陪着他的战友们。

　　“父亲是很朴实的人，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有很强的信念，内心有一种英雄主义，他把11月27日当作自己的生日。”二儿子孙浪说。

　　记者在“红岩寨”看到，一面巨幅展板上，用图片、文字分四个阶段刻画了近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从生死抉择到艰苦岁月，从否极泰来再到追梦乐园。巍巍歌乐山，见证着这位老人对党的事业的坚守，也见证着他对战友们深深的惦念。

　　英烈的后代们义务承担起了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慰问烈士家属等工作。李承林烈士之子李显群、黄楠材烈士之子黄菊生在退休后分别担任红岩英烈研究会的会长和副会长，用自己的方式传承英烈精神。如今，两位老人也年事已高，传承的接力棒又作为家训交到他们的下一代手中。

　　每年清明节和“11·27”纪念日，孙重、郭德贤、杨益言、傅伯雍等都要去祭奠牺牲的战友们，从步履蹒跚到拄拐前行再到轮椅相伴，几十年来风雨无阻。

　　2014年，96岁的傅伯雍离世；2017年，92岁的杨益言逝世。同年，郭德贤心脏病发，安上了支架，2018年再次心梗，已住院一年多。即便如此，今年清明节，郭德贤仍坚持让人推着轮椅带她去。已无法站立的她，坚持让人架着胳膊，献上了一朵白花。

　　重病在身的孙重，没能在最近的一次“11·27”纪念日和清明节前去祭奠。老伴陈洁说，还能说话那几天，老头还在念叨让她去打报告建红岩之家，帮扶烈士后代。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记者问郭德贤有什么要对牺牲的战友们说的。病床上已十分虚弱的她，立刻坐直了身板，一只手紧紧拽着病床的扶手，一只手理了理满头银发，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强忍着不流下眼泪。她说：“70年了，中国强大了，人民幸福了。烈士们，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