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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他从来不记方程式，而总是从最基本的原理开始推演。他说，公式不能靠背，若是靠背，就算是记忆力最好的人，时间长也会忘记，但如果把基本物理概念和各种物理量的关系弄清楚了，就算忘记了具体的形式，也可以从最基本原理再推导出来。周老师的这番指导，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为了使学习和研究更加深入，周老师还安排我们与国际、国内的激光专家广泛交流，例如当时国际上做得最好、从美国回北京访问的余理华博士，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我国加速器专家谢家麟先生、方守贤先生等，使我们从对自由电子激光物理原理的研究、新的理论方案的提出到对实验装置的了解，受到了一次较全面的科学研究训练。

　　在进行“正反粒子变换和左右宇称反演联合对称性（CP）破坏和第六个基本粒子顶夸克性质”的研究中，我们对顶夸克质量的理论推导与欧核中心的实验结果不一致，但周老师教导我们要勇于思考、不迷信权威，甚至对一些实验结果也不能完全轻易相信和敢于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直到1994年，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最终发现了顶夸克，推翻了欧核中心之前的实验结果，这一争论才有结论。

　　记得在这一过程中，周老师曾讲了一段难忘的经历。1957年，他被国家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研究。一次学术会议上，年轻的周老师对一位苏联权威的粒子自旋成果提出了异议，那位苏联教授回应：“你的观点没有道理！”周老师没有直接辩驳。会后，他默默地研究了三个月，一步一步地严格证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先后把研究结果写成“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和“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两篇论文，发表在苏联的《实验和理论物理杂志》上。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这就是高能物理领域著名的“相对论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CP对称性自发破缺模型时，遇到过类似的学术争论。我当时联想起周老师讲过的那段经历，便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考证和研究，撰写了近80页的长文来证明模型的自洽性，并完整地探讨了CP对称性自发破缺的双黑格斯二重态模型，最后的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快报》上，该模型后来被国际同行专家称为模型Ⅲ2HDM。

　　言传身教的影响

　　周老师的一生是与祖国和党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希望这种为国奉献的传统能在他的学生中流传、发扬下去。1986年底，在我和周老师讨论如何准备撰写博士论文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博士毕业后，你就要开始独立工作，在以后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多种选择，但一旦国家需要你做出某种选择，你是否能服从国家的需要？”

　　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让周老师感到很满意，他接着说：“当然，要放弃自己感兴趣和爱好的事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一个人对自己祖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国家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一年，周老师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留学期间，只要他出差到我所在的国家，总会约我见上一面。我会向他汇报我的研究进展，并进行讨论。他也总会给我介绍国内科技的发展，并多次提出，希望我能回国进行科学研究。应该说，我最终决定回到国内，和周老师的召唤有很大关系。

　　周老师学风严谨，自律极严。例如在论文的署名上，虽然他一直关心理论物理前沿，也贡献了很多卓越的学术想法，但他决不在他没有做出实际工作的论文上署名。他在即将卸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曾和我吐露要回到科研一线的愿望，并挤出时间认真研究。那段时间，老师经常和我讨论学术问题，我们确定了课题，他花很多时间实际参与演算等具体工作，那段时间，我们一起发表了几篇文章。后来，党和政府又委任他做其他领导工作，他觉得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不足以完成具体的研究工作，就再也没有发表过自己署名的学术论文。

　　周老师第一次见我时，就告诉我：老师和学生既是师生，也是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周老师不仅指导我们的学业，塑造我们的思想，对大家的生活也非常关心。他常跟我们说，不要在研究生阶段就把所有的冲劲都用完，在刻苦钻研的同时，要劳逸结合，锻炼好身体，真正需要全力拼搏的时候是在你们博士毕业后。他常常在星期天讨论结束后带我们去改善伙食，并说这是他向他的老师彭桓武先生学的——彭先生当年也常常带他去改善伙食。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周老师不知从哪里买了一只鸡，叫上我和几位同学，让门口小饭馆炖了给我们打牙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