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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推进心电、影像等远程诊断中心建设，建成23家远程会诊中心、6家远程医疗影像中心，联通了538家医疗机构，将区市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检验中心的服务共享给基层机构，破解基层能力不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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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有效解决了医疗资源的科学分配难题。真正发挥出大医院解决疑难杂症，基层卫生院解决常见病、慢性病的就诊需要，避免求医问药需求的过度集中，浪费优质的医疗资源。”邓勇说。

　　陈育德认为，分级诊疗意在将急病、慢病分开，鼓励一般常见病在基层解决。但做好分级诊疗，还需要医院、医保支付方以及患者自身的多方合作和共识，甚至包括基本药物的供应。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及运用，更为分级诊疗提供了技术支撑。

　　一年前，国办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的印发，意味着分级诊疗制度正式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开启新阶段。

　　在“互联网+医疗”的助力下，老百姓的就医行为发生了深刻改变：偏远山区的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大城市三甲医院专家远程会诊；只用一部手机，就能够完成从挂号缴费、信息查询到在线支付全过程；80%以上的居民15分钟内能到达最近医疗点，400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普遍提供预约诊疗、检验检测结果查询等线上服务。

　　远程医疗、在线会诊……“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的承诺，在医疗领域得到兑现。

　　取消加成打开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突破口

　　1954年，在新中国卫生史上的分量举足轻重。

　　这一年，国家允许医院药品加成的政策正式出台。按照制度设想，医院可按批发价采购药品、按零售价销售给患者，以批零差价收入弥补政府投入不足。

　　在这一政策鼓励下，医疗机构迎来大发展期。

　　陈育德告诉记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作为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的权宜之计，药品加成对保障医疗机构正常的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以药补医”逐步演化成一种逐利机制，大处方、大输液、滥用抗菌素等问题日益严重，推高了医疗费用。

　　“进了医院别想跑，一百两百算最少；若是你往床上倒，钞票越看越嫌少；五千完事运气好，一万出院事还小。”这样的调侃成为“看病贵”的一个缩影。

　　业内专家指出，药品价格虚高、医用耗材贵、检查检验多，是造成“看病贵”的重要原因。而降药价是缓解“看病贵”的首选。

　　国家降低药品虚高价格的探索，始于1996年8月下发的《药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

　　2000年是我国药品价格深入整顿的一年。《关于改革药品价格管理的意见》《药品价格监测办法》等先后出台。

　　此后国家不断推出药品降价政策，但虚高问题导致的“看病贵”一直未有效解决。

　　2009年，新医改大幕拉开，取消药品加成被作为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的突破口。此后，围绕破除以药补医的各项配套措施随即出台。

　　201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坚持以省区市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方向，实行一个平台、上下联动、公开透明、分类采购，采取招生产企业、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全程监控等措施，加强药品采购全过程综合监管。

　　一年后，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破除以药补医，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实施医疗、医保和医药三者联动。

　　随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核心仍是破除“以药补医”的机制。

　　破除“以药补医”之旅在北京最先破冰。

　　2017年4月8日，《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发布，3600多家医疗机构围绕“医药分开、规范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实施药品阳光采购”三方面进行改革。

　　从这一年起，北京彻底告别以药补医，实现补偿机制的“大换血”。

　　当年7月1日，全国药品零加成正式实施，实行60多年的药品加成政策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从那时起，多项改革成果开始惠及全体老百姓。

　　2017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进一步降低，已由深化医改前的40.4%降到30%以下；人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3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

　　陈育德从原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提要》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中国卫生健康统计提要》中摘录的几个数据更有说服力。

　　2009年人口数为13.3474亿，医疗机构就诊人次为54.88亿，入院人数为1.3256亿；

　　2018年人口数为13.9538亿，医疗机构就诊人次为83.08亿，入院人数为2.545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