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健康报移动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认为，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后，有利于发挥医保对医改的基础性作用，为三医联动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家部委名称中，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健康的高度关注和责任担当可见一斑。

　　在制度指引下，医改结出累累硕果，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2019年的520元；医保药品目录新增药品339个，增幅约15%；大病专项救治病种范围扩至21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达到16230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已经建立，覆盖率达98%，惠及超过13亿人。

　　世界银行、世卫组织等多家国内外研究机构在2017年7月联合发布的中国医改调研报告评价称，“人民健康水平总体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用较少投入取得较高健康绩效”。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全民医保是党的十八以来，医改领域取得的最大成绩。尽管目前全民医保的水平城乡还不均等，但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用最短时间，实现了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目标，给出了医改难题的“中国解法”。

　　分级诊疗

　　医疗体制改革成功与否之试金石

　　“挂号起五更，排队一条龙。”

　　“看病像打仗，挂号像春运。”

　　这些民间流传的顺口溜，真切地反映了近年来群众“看病难”的窘况。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地区同样遭遇过“看病难”。“小病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巫婆”现象较为常见。

　　在当时，中央先后进行多次制度探索，毛泽东同志也曾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指示——发展中医，让农民抓得起中药；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

　　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看病难”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变化始于1965年。“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6月26日，毛泽东同志指示，要有一大批农村养得起的医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

　　一场以“赤脚医生”为重要内容的大变革开始。　

　　至上世纪70年代末，这项变革成果已十分可喜，“赤脚医生”人数超过130万人，成功解决了农村地区“看病难”问题。

　　与那个时代不同，当下的“看病难”早已不是缺医少药造成的，更多是因为我国优质资源较为匮乏，地区及城乡分布不均。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医药卫生法学副教授邓勇看来，今天的“看病难”折射出的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痛点。

　　如何啃下“看病难”这块硬骨头，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再次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某种意义上说，分级诊疗制度实现之日，乃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成功之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今年3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

　　马晓伟认为，破解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难”问题是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采取分级诊疗制度。

　　其实，早在4年前，我国就分级诊疗制度已出台专门规定，即《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

　　此后，作为分级诊疗的相关配套措施相继面世。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被业界认为是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合理配置资源、使基层群众享受优质便利医疗服务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有序推进：

　　积极推动医联体网格化布局，全国所有三级公立医院均参与医联体建设；

　　全面推开远程医疗服务，逐步形成重点覆盖国家级贫困县和边远地区“国家、省、地市、县、乡”五级远程医疗服务体系；

　　县域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诊疗能力不断强化，全国84%的县级医院达到二级医院水平内。

　　浙江瑞安以医共体建设重构分级诊疗格局、以医保医药改革重构医疗利益格局、以智慧医疗手段重构就医就诊格局，促使“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瑞安给出的成绩是：2018年，基层就诊率73.9%，比2017年提高7.4个百分点；县域就诊率86.6%，提高8个百分点，群众就医满意度达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