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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八章结论中，作者再次指出宋代文人以颜真卿作为典范，和宫廷主导的文化展开竞争，其结果便是北宋文人，如欧阳、蔡、苏、黄等人的书论和实践奠定了颜氏的书史地位和形象，并让颜氏“忠义”的声名为己所用，应对政治生涯中的攻讦与失意。

　　什么是书法风格中的政治？

　　“什么是书法风格中的政治？书法如何被用来陈述政治观点？”这些问题在今日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已经颇受关注，但考虑到本书是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撰写的博士论文，并在1998年正式出版，其问题意识可谓颇为超前，并且启发了不少后来的研究。

　　在中国绘画史研究领域也有一本与本书议题颇为相近的研究，姜斐德(Alfreda Murck)所著的《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此书认为宋代关于“潇湘八景”的诸多诗画隐含宋代失意和贬谪文人对政治不满的表达。出版后在中文学界颇受非议，许多学者并不认同该书的论证和阐释方式，认为作者作了不少过度解读。倪雅梅教授的《中正之笔》中也存在一些相似的问题。笔者并非完全不同意本书的大致结论，只是其在论证逻辑上显示出许多“先入为主”之见，换言之，是将假设的结论当成了预设的前提，而论证过程则是不断找材料印证这个论点，遇到与预设框架相悖之处便另作推想性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误区之中，有违“理从事出，事理不违”的史学研究准则。如第三章关于《祭侄文稿》的分析讨论中，作者通过形式分析将王羲之与颜真卿的书法仅做了个“方/巧”和“圆/拙”的二元对立，紧接着便将这种形式与皇室和改革派的审美品位联系起来了。她还进一步推论出：“从儒家改革者的角度来说”，前者是工巧和庸俗的，而后者是人品和性情的自然流露。这个联系的过程实在缺乏有力的论据支持。一个与作者逻辑颇为矛盾的事实是，王羲之最为著名的作品《兰亭序》恰恰被认为是真情流露的即兴之作，不仅如此，王氏及其后人绝大多数的传世作品或摹本都是日常信札，并非有意为之的作品，何以被认为是刻意工巧和庸俗的呢？

　　上述这些二元式的风格划分和不能合理阐释的材料主要基于作者对宋代“儒家改革派”和皇室宫廷的二元划分。书中多次提及的“改革者们”或“改革者及其朋友们”，是一个无法明确定义的政治团体。如果说欧阳修是“庆历改革”的参与者，蔡襄是其友人，那么苏轼、黄庭坚所处的时代面临的则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政治漩涡，他们是“改革者”还是“保守派”？应该如何划分？书中也提及米芾对颜真卿的严厉批评和有限的赞扬，这与米芾的政治立场有何关系？反过来看，那些作者看来所谓的保守派就不推崇颜氏书风及其人品吗？在作者给出的二元框架下，这些问题显然无法得到合适的解答。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译校方面的小问题，略举一二，如第30页，“精神的回响”(spirit resonance)似乎本应是“神会”一词的英译。第78页，“(黄庭坚)1807年写的《水头镬铭》”应是“1087年”之笔误。

　　总体来说，《中正之笔》是一部在研究思路和问题意识上颇有启发性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从接受史的角度思考风格的象征意义及其如何被后人使用，以及艺术典范在历史中的升降沉浮，从而探究“历史”所造就的“艺术史”。但就具体问题而言，还需对材料采取审慎的态度，作出合乎事实和情理的论证。

　　□李铀(东南大学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