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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2年初起，周恩来着手打开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1973年确定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之后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51.4亿美元。这是继“一五”计划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一次，而且主要是面向西方国家。它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产物，为后来的对外开放作了初步的尝试，积累了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1976~1978年被称为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该怎样看待这两年的探索？

　　李忠杰：按照《历史决议》的界定，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所谓徘徊，就是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还没有转过来，对“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否定，拨乱反正的进程受到“两个凡是”的阻碍。所谓前进，就是已经开始抓现代化建设，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了高考，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以既有徘徊，又有前进，在徘徊中前进，在前进中徘徊。

　　这样的两年，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性阶段。在这两年中，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开始酝酿历史性转折。其中的一些重大措施，比如恢复高考、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等，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初步尝试和重要措施。

　　中国新闻周刊：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新中国历史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次会议主要有哪些转折性因素？

　　李忠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关头召开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历史决议》称其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强调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和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中国新闻周刊：当下如何认识和理解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李忠杰：对“文化大革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就做了明确的结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那么，前30年中积累的哪些重要因素，最终促成了这一关键抉择？

　　李忠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时代潮流、中国现实，都要求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不仅说过“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且还明确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