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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多时间里，胡适从各方协调安排杜威的行程，并陪同他在北京、太原、济南和天津等地讲演，担当翻译。陶行知、郭秉文、刘伯明等杜威的其他弟子也参与其中。对杜威这些艰深的哲学和教育思想，胡适生动地进行了中国式传达。在他和陶行知的帮助下，讲演内容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纸杂志上，其中《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和《伦理讲演纪略》被汇编成《杜威五大讲演》一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自1920年6月出版至1921年8月杜威离华前的一年时间内，重印了13次，每次印刷达万册，此后又多次印刷。杜威在当时中国产生的轰动效应，可见一斑。

　　可以说，杜威是五四时期受到中国知识界一致欢迎的思想家。陈独秀、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胡适、陶行知、冯友兰等等，无不受其影响并给予较高评价。梁启超把他与千年前印度的鸠摩罗什相提并论，认为他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重大革命，并表示“中国人宜以杜威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瞿秋白认为：“中国的宗法社会……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就连孙中山总结革命教训，为了否定中国古人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佐证强化他的“知难行易说”，还专程去拜访杜威求以质证之，得到杜威的同样看法而信心大增。杜威的中国之行影响深远，大大超过了当初预期，以至胡适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甚至还断言：“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2 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美好的期望和善意的批评

　　杜威一直对中国政治和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时刻关注中国的问题与时局命运，包括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用他女儿的话说，中国是杜威仅次于美国最爱的国家。杜威前后留下了几十万字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包括时论、论文、游记、来信答复、解密报告、家信和演讲等各种形式。他描述了当时中国发生的各种现象，除了评论和对策建议外，也包含着他对一些中国人与现象的批评。他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基于希望中国繁荣发展的美好期望。

　　他一踏进这块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国度，便爆发了五四运动。对国际时势的关注和此前对东方的无知，使他对这块土地充满了好奇。有人说他既是一名访客和旁观者，又是观察家，既是老师，又是有学问的学习者。1919年6月1日，他在给子女的家信中说道：“我们正好看到几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出发去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入狱的男学生。要说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既兴奋又多彩，的确是相当公平，我们正在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但通常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五四运动席卷了全中国，从北京到上海乃至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纷纷给予支持。最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杜威说：“你无法想象未签署《巴黎和约》对中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可说是属于公众舆论的胜利，也可说归功于这些男女学生的推动，当中国能独力做到这类的事情时，美国实在应该感到羞愧。”在《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他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

　　此前的十年里，西方数次宣称“中国正在觉醒”，杜威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当他看到高师工科部的学生动手建造三幢校舍，工科部受到鼓舞想办艺徒学校，来为工厂提供好的工人，而棉业行会非常热切和学校合作时，他敏锐地感受到，这是“商人和行会第一次真正受到鼓舞起来改进实业方法”，“这是一次真正的觉醒，并且是和学生一道”。在1919年7月4日的信件中，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有趣、在学识上获益最丰”的一次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