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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章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吴昌硕的《西泠印社记》说：“印之佩，见于六国，著于秦，盛于汉。”宋元以后，印章艺术和文人书画结合，出现了除镌刻姓名、斋室、官职以外的闲章，一时风气颇盛，后来闲章逐渐成为书画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枚好的闲章，除了让人玩味，还显露了篆刻家和书画家艺术水平的高低，方寸之间，可谓大有乾坤。

　　沈伟解释说，摹印是和古书画的复制联系在一起的，故宫的文物专家们不但负责修复文物，还从事文物古画的临摹复制，这种传统从唐宋时代的画院就开始了，正是因为唐宋等后代画师临摹了大量古书画，才使得后人能够一窥唐代以前诸多失传名作的样貌。故宫书画复制组的专家临摹一幅《清明上河图》就用了10年的时间，摹本也成为珍贵文物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印章作为古书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复制中尤为重要。

　　故宫博物院第一代摹印专家是篆刻名家金禹民，也就是沈伟的“太师父”，金先生1949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沈伟1983年进入故宫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一年，所以未曾谋面，沈伟深以为憾。

　　中国印坛曾有“南陈北金”的说法，“北金”指的就是北派篆刻的代表人物金禹民，他从师寿石工，广涉古玺汉印，擅书法篆刻，尤精印钮雕刻，旁及汉砖、制砚、刻碑、刻竹及瓷器、铜器鉴定，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都对金禹民的作品给予过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聘请金禹民先生为“文艺技术员”，专职从事古代书法、篆刻真品的复制和研究，他为故宫复制的历代名章，均可乱真，据说当时观者无不赞叹：“逼似原作！”

　　故宫摹印第二代传人是刘玉，也就是沈伟的师父。刘玉并非科班出身，他中学毕业被招进故宫，一直在木工组工作，因为心灵手巧，悟性颇高，30多岁从头学习摹印，终成一代名师专家。

　　“我师父特别不爱说话，1986年他选择我作为故宫摹印的第三代传人，当时我还有些吃惊。他说观察我很久了，觉得我能干这个，他不会看错人。”当时沈伟从国家文物局办的唯一一届文物职高班毕业，分到故宫青铜组，已经复制了3年青铜器。他的业余爱好是篆刻，没事儿就喜欢摆弄石头，大概师父觉得这个年轻人能坐得住，最终选择沈伟作为自己的唯一传人。

　　最后的那一盖，才是摹印的绝活，全靠一代代师徒间口传心授

　　“学徒从磨石头、磨锯、磨刀开始，那时代刻印的专用工具没处买去，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一磨就磨了一年。”沈伟回忆自己的学徒生涯，很多往事记忆犹新。

　　“磨完刀子写篆字，又写了两年，这才能摸到印章，学习篆刻技法又是两年，一共五年才算正式出师，可以独立摹印了。”沈伟没想到，出师之后，关于古印学习才真正开始，这一学就是30多年，钻进古印的世界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摹印是一门专心和吃力的工作，不但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博览群书，而且要广临秦汉古印，钻研各流派所在，熟练掌握各种手法。

　　“古书画印章出自历代杰出的金石篆刻家之手，古印神奇工拙各具风格，有极高的艺术水平。仿制一幅古书画上的印章，首先要对画上所有印章进行全面分析，了解印章时代、原属何人、印文内容、印文字体、章法布局、运刀特点、风格流派等；对伤损的印章，要考察原印章的印文结构，分析伤损原因，是由于印泥堵塞还是印石已损，还是故意留笔；对于原印笔道的轻重、屈伸疏密、增减挪让，以及所谓‘笔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的刀笔情趣，都要有深刻的领悟……”一说起摹印的种种，沈伟立刻滔滔不绝起来。

　　玺印的严谨，汉印的雄浑，流派印的活泼，沈伟经过多年的努力，对不同的印风、时代特点都有了准确的把握，“摹印不但要形似，更重要的是要模仿出那种神韵，做到神似才算是把这个活完成了。”

　　挑选一个天气、阳光和心情都俱佳的时刻，沈伟拿起刀，这便是属于他的时刻了，聚精会神，一挥而就。仿刻一枚古印，从动刀到完成，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而这之前的琢磨和研究，就不知道要花费多久了，需找准了那种感觉才可动手，按照沈伟师父的话来说，这是一件“需要悟性的事。”师父当初看中沈伟的，其实就是他身上的悟性。

　　师父不爱说话，却对沈伟无话不说，亲如父子，一身技艺倾囊相授，还有那秘不外传的摹印绝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