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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