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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四米碳化硅反射镜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使用数控机床进行光学加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国内几乎都采用传统抛光时，研究员翁志成就意识到自动化机床的重要性，恰好张学军刚从国外留学归来。他们不顾他人眼光，买来一台旧机床，四处配零件，带着粗线手套，拿着扳手、螺丝刀，在实验室里动手组装起来。

　　最终他们撘起了国内首台光学数控加工中心，应用于加工反射镜中。随着镜子口径从500毫米逐步达到4米，加工机床也在他们手中不断升级换代。

　　在外人眼里，科研人员应该优雅体面。但制造反射镜镜坯却要天天与黑乎乎的碳化硅粉末打交道，无论是德高望重的研究员还是刚进所的小青年，经常满手油泥，洗都洗不干净。

　　其实，四米碳化硅反射镜立项时，许多人不同意张学军的想法，用碳化硅难度很大，国际上没有此类设计路线。然而他坚持选择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因为长光所的赵文兴团队已经在光学材料领域钻研20余年，攻关经验丰富。他相信，有一代代的智慧和积累，一定能成功。

　　历经15年，砸碎四块镜坯……老一辈头发白了，新生代也变了模样。

　　刘振宇入所时长相帅气、身材矫健，回头率很高。加入四米碳化硅反射镜项目团队后，他常年泡在加工机床前，不分昼夜地磨镜子……作息、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进所5年，他胖了80斤。

　　看着自己身材发福走样，刘振宇有点痛心。但四米碳化硅反射镜做成了，也就冲淡了他的沮丧。“一入所就能参加国家重大前沿项目，有几个年轻人有这样高的起点呢？”

　　最耀眼的光，最平凡的他们

　　光，耀眼，璀璨，然而，大多数追光者却站在光芒之外，甘于平凡。

　　长光所上千人的大食堂里，每天中午都有一位衣着普通的老人就餐。他就是92岁的陈星旦院士。在长光人眼里，他堪称现实版的“誓言无声”。

　　20世纪60年代，我国决定独立自主发展原子弹、导弹。1963年，核爆光辐射测量任务落到了陈星旦身上。当时没有人知道核爆是什么样子，怎么做只能靠自己。出于任务的保密性，陈星旦不能和别人公开讨论。他把自己关进实验室，不分昼夜地做实验……一年后，原子弹爆炸，他研制的仪器准确记录了核爆炸的威力。消息传来，所里少数几个知情人凑在一起，默默地庆祝了一下。

　　1999年，国家表彰两弹一星功臣，陈星旦的科研成果得以解密并当选院士，大家恍然大悟。此刻，72岁的他只是云淡风轻地说：“我是为国家做事，被表彰、评院士，根本没想过。”

　　长光所承担的都是工程浩大的国家重点项目，光、机、电、热等学科交叉渗透紧密，工作的特殊性决定大多数项目必须团队作战。

　　上世纪60年代初，为支持国家发展“两弹”需要，长光所承担了研制大型电影跟踪经纬仪的任务，600余人分布在几百个子项目中，历时5年半完成研发。上世纪90年代初，王家骐组建300人团队，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历时10年时间攻克了神五相机。

　　没有人能单打独斗，每个人都不可或缺。在这里，很多论文不能发表，成果不能宣传。

　　神五上天，举国欢腾。但许多人并不知道，由于相机传回的第一张图片并不清晰，相机的总设计师王家骐顶着巨大压力，成功地指挥了惊心动魄的相机调焦过程。

　　让王家骐有底气调焦的是研究员韩昌元。

　　他原本从事光学设计工作。由于1982年王大珩的优秀弟子蒋筑英早逝，光学检测领域失去了带头人。服从组织安排，韩昌元扛起了光学检测的重任，转型做了幕后英雄。

　　作为支撑技术，检测中心必须参与所里全部任务的检测。这需要他们随时随地待命。无论是元旦、春节，还是凌晨深夜。

　　为了更好地在地面模拟神五相机在太空中工作情况，他和团队对各种可能的状态、情况进行了无数次测试，还自己研制各种配套的检测设备；针对地面气流抖动影响，搭建了一整套真空成像质量测试系统，填补了国家没有类似检测系统的空白。

　　“在长光所，每个人都是奉献者，也都是英雄。”王家骐说。

　　在长光所内，至今还摆放着一台古老的光栅刻划机。每当有人在此驻足，似乎总能感受到一种温度。60多年前，这台机器是老一代长光人靠双手绘图设计、加工、研磨、装调的，在一毫米的单位内，它能刻划上千条线。至今，它仍在运转。这是一种怎样的技巧？又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并不是没有过犹豫。四米望远镜项目分系统负责人吴小霞常年加班，7岁的女儿经常没人照顾只能带来单位，每次等她忙完，孩子都已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