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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赞口不绝的“绝活”在当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让人绝望的工作。有人调到其他部门，有人下海开出租车。杜伟生因为自学了外语，老师傅好几次找他谈话，生怕他离开。

　　调查显示，2007年之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不足百人，堪称“濒危行业”。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各地成立了古籍保护中心，老一辈修复师们呼吁了几十年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

　　据统计，全国现有各类古籍5000万册，三分之一需要修复，其中又有三分之一亟待“抢救”。杜伟生算了一笔账，“每一册古籍十个工作日，就需要五亿个工作日。一个人做需要200万年，200万人做一年就能完工，但是这个行业容纳不了这么多人。”

　　即便全国古籍修复行业从业者已经达到上千人的规模，杜伟生依旧认为这是一个需求很小的行业，“小众中的小众，这个行业做大做不了。一定要细水长流，留着200年的缝，不是每本书都需要修。但是只要有书存在，就有这行存在。路很窄，但很长。”杜伟生说。

　　干不完的活儿

　　相比前辈们的云淡风轻，馆里的年轻人则有一种紧迫感。

　　古籍修复组组长胡泊表示，他眼下最紧要的三件事就是：把藏品修复好，把青年人培养好，同时依靠科技手段提高效率。他介绍说，组里目前沿用的还是前辈流传下来的“非遗”技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他希望有更节省人力的先进设备出现。

　　几十年来，古籍修复组分别开展了《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和西夏文献“四大修复工程”，凝聚着几代修复师的心血，可谓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皓首穷经”。

　　岁月无声，当年一同进馆的三位小伙子如今已是年近六旬的前辈。再过两三年，他们都将达到退休年龄。朱振彬领衔的“天禄琳琅”修复工程已接近尾声，刘建明牵头的西夏文献项目也许在他退休前还未必能完工。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在“60后”和“80后”修复师之间出现了一个断层。组里目前缺乏40多岁的中坚力量，这是老师傅们放心不下的，也是让年轻人觉得有些不踏实的。

　　不过，新晋的修复师们在学科背景、知识结构上已经有了显著提升。早年间有的师傅只是小学水平，“三只老虎”起初接触古籍修复时也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属于天分加勤奋，实践出真知。而今这些年轻修复师大多是美术、应用化学等专业的研究生，还有些从英国、日本留学归来。朴素的蓝色大褂之下，跳动的是有着更高学养和开阔视野的年轻雄心。

　　后生可畏，但依旧谦虚好学。他们从样书做起，从打糨糊学起，把这份工作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成长的一部分。朱振彬的徒弟崔志宾说，进馆这几年她觉得自己踏实了不少，“现在不会觉得枯燥，也不会很亢奋，很平和。”她拿师傅当偶像，希望自己在不出错的基础上平稳前进。

　　东京艺术大学文物保护专业硕士毕业的谢谨诚说，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敢干，没有太多敬畏心。“现在明白什么叫好了，一是知道害怕，二是知道差距在哪儿。”他和崔志宾有着相似的心愿：少出错，不给后人留麻烦。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修复人才短缺的局面已经初步得到缓解。目前全国共有12家古籍修复中心，25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十余所高校开设了相关专业，建立起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组组长胡泊介绍说，现在每年各类的培训也要占到一成左右的工作量。但是组里的工作量太大了，活儿根本干不完。除了既定的大工程，还要配合馆里为各种大型展览和数字化工程做准备。

　　中午时分，年轻人三五成群地出去吃饭了，只剩下一两位老师傅还在座位上忙碌着，或是在座椅上打个盹。

　　偌大的办公室里更加悄无声息，各式的机械设备和满桌的图书典籍等待着“书医”们一双双妙手融百炼钢于绕指柔。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建筑照进来，窗外仿佛已是春天，又好像没有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