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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东北的融资方式单一，多数企业只靠银行贷款，上市企业少，很难从市场中吸引资本。

　　对比各地2017年A股IPO的企业户数可知，广东、浙江、江苏分别为98户、87户和65户，而东北只有4户。

　　姜有为坦言，在银企对接，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方面，东北和其他地区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不同成因，东北三省在各自的政策设计中都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具体举措。

　　在加大对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力度方面，主要通过改革银行等金融机构考核机制、金钱奖励等方式予以刺激。

　　例如，辽宁省对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增长超过30%和50%的银行机构，分别按照当年新增民营企业贷款额的0.25%和0.5%给予资金奖励。沈阳则专门于2019年2月出台《沈阳市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若干政策措施》，对当年小微企业贷款户数及余额增长比例位于同类银行前2名的银行机构，授予“小微企业信贷突出贡献奖”，并对获奖银行负责小微企业授信的审查部门和管理部门颁发奖金共5万元。

　　吉林则对贷款扶持的目标作出了明确界定：争取三年内对民营企业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比例达到50%。吉林还把金融机构业绩考核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提高民营小微企业授信业务考核权重。

　　黑龙江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做到“三个不低于”，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这种“下指标”的方式是本轮纾困政策的特点之一。

　　在中央层面，2018年11月7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明确提出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认为，“下指标”一定程度上转变了银行放贷不平衡的问题，使银行更关注和了解中小企业，扩大服务面的同时，也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积累了经验。对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营造出一个很好的氛围，可以起到明显的效果。

　　不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通过给银行下贷款指标的方式来解决中小融资难的问题，会给银行造成两难，一方面要求控制不良率，对贷款的坏账负责，另一方面还要完成指标，支持中小企业。尤其在国家“三大攻坚战”的战略背景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核心任务，国家对金融机构加强监管，实行坏账终身追责，银行的压力增加。

　　2019年3月13日，银保监会印发《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其中提到，商业银行在目前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可以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

　　这被认为是解决银行困局的出路之一。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小企业贷款所形成的坏账容忍度都会更高一些。但为了控制风险，银保监会也给出了适度放宽的上限3个百分点。此前，黑龙江省出台政策明确强调，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容忍度可比平均贷款不良率容忍度高出2个百分点。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玉霞则认为，从顶层设计上就应该采取两条线，将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区分开来。不要让商业银行承担过多的政治和社会职能，比如为了稳就业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商业银行本身就是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一旦因为贷款给中小企业而造成不良率过高，银行风险激增，会使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混乱。

　　她建议，由政策性银行承担这个功能，即使出现不良，也可以由国家财政兜底。而现在，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作用混在一起，这是有问题的。

　　她还强调，在2019年，中国内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外部中美贸易战使风险激增，从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来看，企业经营的风险较2018年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扶持中小企业，应该制定更多细则以指导银行如何规避风险、控制风险。在监管上，也应该有一些务实的政策落地。但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政策。“一句话，改革还是不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