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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陕西一直打到新疆喀什，直到解放全中国。1955年，张富清作为连职干部在武汉的中央军委航空速成中学完成两年文化学习后，面临复员转业。“部队号召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 张富清一打听，了解到湖北最艰苦的地方是恩施，恩施最偏远的地方是来凤，他二话没说，便把工作地选在了来凤。妻子孙玉兰也跟着他到了来凤，从此，二人几乎再没回过陕西老家。“那时不像现在，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高速公路，只有盘山路，从武汉到恩施要走5天，从恩施到来凤要走两天。”孙玉兰回忆说。

　　从到来凤的那一天起，张富清就“封存”了所有战功记忆，一心一意干好每件工作。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1985年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工作30年，他从没提过军功，也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来凤县委巡察办主任邱克权感慨道。

　　张富清任卯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时，他的一儿一女都转去公社上学。孩子的老师向致春当时经常去张富清家家访，他说：“张富清的孩子穿的比其他学生都差，我在他家吃饭，发现他们吃的也很差，很少见到肉。”当时不少干部会向集体借钱，对困难干部，组织上也会给几十元补贴，但后来向致春问过公社会计，会计说，直到张富清离开卯洞，从没向集体借过一分钱，也从没享受过组织对困难干部的补贴。

　　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张富清干工作，照样保持着突击队员的作风。公社班子成员分配工作片区，张富清抢先选了最偏远的高洞片区，那里不通路、不通电，是全公社最困难的片区。在那里，张富清带领社员们投工投劳，一起放炮眼、开山修路……

　　“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

　　直到今天，张富清和老伴，还带着残疾的大女儿住在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老旧两居室里，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但装修、家具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狭窄的客厅里，有个柜式空调，是儿女们送给老人的，但两位老人舍不得用。尽管儿女早已成年，工资收入也大有改善，但勤俭节约的习惯已经深入两位老人的骨髓……

　　上世纪60年代，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一人几十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六口。孙玉兰原本在三胡供销社上班；国家开展精简退职工作，张富清竟首先动员妻子离职，减轻国家负担。“我不让你下岗，怎么好去做别人工作？”张富清对妻子说。

　　1975年，张富清的大儿子遇到一个到恩施市工作的机会，但身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张富清却让儿子放弃机会，下乡当知青。“我经常对儿女说，找工作、找出路不能靠父亲，只能靠自己努力学习，要自强不息、自己奋斗。” 张富清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张富清的三个儿女都很争气，通过高考和岗位的公开招考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去年11月，中国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行长李甘霖得知张富清因白内障要做手术，叮嘱老人和家属，“您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报，还是用个好点的晶体，效果好些。”到了医院，医生也向张富清推荐了7000元以上的几款晶体。没想到老人自己向病友打听，了解到别人用的是3000多元的晶体，立刻“自作主张”，选择了3000多元的晶体。“拿到报销单时，我吃了一惊，问老人家是怎么回事。老人说：‘我90多岁了，不能为国家做什么贡献了，能为国家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吧！’” 李甘霖感动地说。

　　■短评

　　71年党龄，见证“绝对忠诚”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一位党龄71年的老战士、老党员，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对党“绝对忠诚”。

　　在张富清老人眼里，在战场上，共产党员应做到“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敢于冲锋在前、敢于牺牲生命，那才是对党“绝对忠诚”；在祖国建设时期，共产党员应做到“党让我去哪就去哪，哪里最艰苦就去哪儿”，不讲条件、不计得失，那才是对党“绝对忠诚”。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认为，做这些，只是共产党员的本分，根本不值得夸耀和“显摆”。军功章，他压进了箱底，就连对至亲好友都不曾提及；干工作，遇到困难和委屈，想想牺牲的老战友，他什么都释然了。

　　新中国走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张富清老人的岗位、身份也一再改变；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党的“绝对忠诚”。从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不改初心”，什么是“淡泊名利”，什么是“克己奉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